（通讯员陈先蕾） 4月2日下午14:10时，以“清史编纂一百年”为主题的“长江人文讲坛”2013年第三讲在文学院会议室举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生导师张永江教授应邀担任主讲嘉宾，文学院副经理何世龙主持报告会。文学院历史系主任陈力博士、李义芳老师、周家洪老师以及文学院全体研究生和历史系10、11级本科生聆听了报告会。
张教授从五个方面详细梳理了近百年来清史编纂漫长而艰苦的过程。
一、“易代修史”传统与《清史稿》的纂修（1914-1927）
张教授认为，中国历史上历来有“易代修史”的文化传统，而“易代修史”的目的不外乎三点：昭示由乱入治，安定民心；显示新朝正统地位；以胜朝为鉴。回溯历史，近六百年来，由国家出面修史的情况并不多，仅有四次官修史书：明朝修元史，历时两年多；清初修明史，历时近百年；1914年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下令修清史；第四次即由中华人民共和国2002年再次重修清史。民国初年即1914年，袁世凯下令修清史，此次修史经过了大约十几年的时间，第一期1914－1920年为编纂初稿时期；第二期1920－1926为整理、统稿阶段；第三期1926－1928为汇稿刊印阶段。由于军阀混战，大革命兴起，总纂赵尔巽行将暮年，清史稿仓促印刷。此后流传下关外一次本、关外二次本、关内本等几个版本。
二、社会各界对《清史稿》的非议与重修清史的动议
由于总纂赵尔巽的晚清遗民角色，不免在清史稿中对孙中山有“贼”或“匪”的藐视。国民党政府对《清史稿》采取敌视态度，多次检修查禁，并对《清史稿》列了十九条大罪状。学术界同时也认为，《清史稿》在学术方面也存在着诸多诸如不合史例的错误。因此，鉴于存在的政治倾向问题、学术问题以及史实错漏问题，不断有学人提出重修清史的动议。著名学者许师慎还著有《有关清史稿编印经过及各方意见汇编》，集中了对清史稿的各种批评声音。
三、台湾方面改修清史之努力（1953年始）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为和大陆争正统，于1953年提议成立清史纂修委员会，后来改由台湾国防研究院改修清史，直至1960年11月“清史编纂委员会”正式成立，由学者张其昀担任主持，萧一山、彭国栋追随。1961年出版《清史》共八册。从原有《清史稿》的529卷增加到550卷。1978年台湾国史馆与故宫博物院共同校注《清史稿》，历时7年至1985年完成，出校47339条，印刷16巨册。以上修史，台湾方面还笼罩在反攻大陆、力争正统的意识里。至1990年，随着“台独”势力的兴起，“去中国化”论调出现，台湾方面再次重修清史，企图抹杀“中国”对台湾的历史影响，于1994年出版《新清史》。
四、新中国三次议修清史（1956－1982年）
新中国成立以后，议修清史的历程也经过了一个艰苦磨难的过程。首先是董必武的建议与吴晗的计划。1953年前后，董必武向中央建议修两部书，一部中共党史，一部清史。彼时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直至1958年周恩来才亲自委托吴晗制定修清史的计划，1960年左右，毛泽东与田家英也密切关注着修清史的动态。1965年10月，遵照周恩来的嘱托和董必武的倡议，周扬主持召开会议。会上成立了七人“清史编纂委员会”。由于“海瑞罢官”事件的出现以及“文革”的兴起，延误了清史研究所的成立。1972年清史研究小组成立，1978年清史研究所组建。后来，在邓小平的批示下，中国社科院成立了五人“清史编纂规划小组”，并写了《清史编纂规划草案》。
五、新修《清史》计划的实施与最新进展
二十多年来清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加上学术界的长期呼吁和社会经济条件的成熟， 2001年的全国两会上，中国人民大学董事长李文海和全国政协委员暨北京大学教授王晓秋共同提案编纂清史，党中央、国务院于2002正式启动“《清史》编纂工程”。随后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戴逸教授任编纂委员会主任正式召集组织全国一千多名清史专家参与编写大清史。高校系统和会科学院系统构成了清史纂修的主力军。在160个主体项目中，高校系统承担105个项目，社会科学院系统承担40个项目，清史纂修的工作目前进展顺利，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在2014年即距离1914年“清史馆”开馆一百周年之际，新的大清史即将诞生。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项文化工程。
张教授的报告集中介绍了清史编纂一百年的历程，深刻揭示了盛世修史的思想底蕴和深远文化传统。报告结束后，陈力博士给予了高度评价和总结，他指出张教授的演讲持论严谨，脉络清晰，观点鲜明，叙述深刻，对我们以后学习和研究历史都有很大的启发，值得同学们学习。最后张教授还与在场师生们进行了互动交流，认真回答了员工们的问题。
